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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王朝2017:三百年来谁著史?

书林斋 2020-10-20 1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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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掉头发四周寸余,剩下中间一圈,分三股结成长辫垂于脑后,这是后金及清初的标准男子发型。在汉人眼里是一种耻辱——金钱鼠尾。


《柳如是》截图


在这样的时代,有一则故事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数十个版本。


几乎在所有的明遗民写的清初史料里,都会安排一个人出任清廷的招抚江南大学士,然后与抗清人士碰面的戏剧场面。故事总是以那个人劝降为开头。而那个人,就是洪承畴。


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的记载是在顺治二年九月,当徽州人金声、江天一抗清失败后,被送往南京,当洪承畴劝他们归降时,他们却说早在崇祯年间洪经略(即洪承畴)便壮烈殉国,死后崇祯赐祭九坛,举朝哀痛,随后痛骂洪承畴:「汝何为者,冒洪经略之名而诬陷之耳?」洪承畴闻言羞愧,自行离去。


这个情节在陆陆续续的史料中几乎被滥用了个遍。孙兆奎、黄道周、顾咸正、夏完淳等等几乎每个会见到洪承畴的人都有后人编排过这样的情节。我们自然知晓它们不可能全是真的,但它确然反映了某种时代心理。


在解释这个现象之前,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南明?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先不急着阅读南明史,而是来看看南明史的研究史。


明末清初,明室政权大大小小几十个,主要以弘光、隆武、永历及鲁监国为主,次之有潞王政权、绍武政权、靖江王政权和韩王政权等,而不仅在南方,在北方也有山东、山西、陕北、甘肃等地的揭竿而起,可谓是遍地狼烟,全国抗清。


在这样全国都有抗清政权的局面下,为何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之为「南明」呢?

 

一 何以「南明」?


似乎很少有历史爱好者对这个名词上的问题进行过思考,但对于历史问题我们必须追本溯源,知道它怎么来的,才能知道它为什么发生,才能知道它将会怎么样。


翻查史料可以看到,「南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康熙年间陈鼎的《东林列传·黄道周传》:「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犹踉跄以图恢复,不亦难乎?假使南渡以来,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国,或者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于江左。奈何马阮不死,又欲诛戮东林,期于斩草除根而后快,则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复燃乎?」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陈鼎已将北京被李自成攻破视为「明亡」,而将「南渡」视作继承了北京明室的类比南宋的新的正统明室。


但陈鼎的观念当时并未被人所接受,和陈鼎同时代的明末遗民及他们的后辈们,在叙述这段历史时,用的词语大都表明他们心中的「明亡」,要比崇祯自尽晚很多年。


康熙十年,一个名叫计六奇的人写完了两本书。第一本叫做《明季北略》,从努尔哈赤起兵讲起,一直说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第二本则叫做《明季南略》,从弘光入继大统说起,直到张煌言遇难结束。「季」字出自「伯仲叔季」,是末尾的意思,可以想见,在计六奇的这两本书中,北京的明代政权与南方的明代政权地位是一样的,同样具有合法性,只是一个发生在北边、一个发生在南边罢了。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明政权,虽然此时尚未将崇祯和弘光、隆武等割裂开来,却已有了南北之分。


早在弘光元年(即崇祯自尽第二年),清兵收拾了中原的大顺军后,终于领兵南下,逼近北京城,此时史可法在给多尔衮的信里这么写道:「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全文较长,这里选了其中一些语句,从「大清国」、「抵燕」等词汇中也不难看出,史可法以及他身后所代表的弘光政权早已默认了北方大片领土归清政府所有,自己只需要偏安一隅、守好南方就可以。


扬州史可法衣冠冢


端倪很早就有了。


在钱海岳《南明史·安宗本纪》里记载了这样一条:「弘光元年二月己卯,礼部失印,铸各衙门印,去『南京』字。」礼部丢失了印章,朝廷直接下令各部门全都换印,去掉「南京」二字。从这一条中我们能看到,弘光元年,当时的朝廷已经默认南京是首都了,再往下想,按照一般的规律,南京的朝廷一定会想收复故土,但现在它却公开承认南京是首都,这就意味着,这边的朝廷从名义上已经放弃了北方,默认了可以眼见国土沦丧、划江而治的局面。


由此可见,南北之分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最一开始就有了迹象。顺治七年,钱肃润在《南忠记》里开始用「南朝」来称呼南方弘光政权;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在《桃花扇》里也用了「南朝」一词。


这里的「南朝」都是相对于清廷的北朝而言,就如同李清的书名「南渡录」一样,默认了清廷的合法性,却未将南方明室政权和崇祯的明室政权割裂开来。


南渡,意味着只是皇室南迁,政权的合法性还在。


比如位于贵州安龙县的「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由永历皇帝亲自手书,他用的国号也是「明」,而不是「南明」或「南朝」等。


安龙明十八先生墓


那「南明」说明什么呢?说明从正统观来看,它和当年那个定都北京的明朝廷已经不是同一个政权了,它是一个崭新的政权,它的合法性要被打一个问号。


有史可稽,最早以「南明」为名的书出自道光、咸丰年间钱绮的《南明书》,而这时崇祯自尽为亡国标志的《明史》已刊行许多年了。


而「南明」一词的通行,则要等到很多年以后的民国时期。


基于此,我们已经解释了「南明」这个词在表述上意味着它同北京明朝的割裂,但还有两个问题我们不曾解决:南明的叙述对象和南明的起止时间。


翻查《明史》我们发现,在「本纪」里找不到南明弘光、隆武等皇帝的记载,而仔细查阅时才能看到,乾隆年间修好的钦定《明史》将这些人的事迹分散在了《明史·诸王列传》里头,如对弘光的记载仅此一条:「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五月庚寅,称监国。以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及士英俱为大学士,士英仍督凤阳军务。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


很显然这是清朝统治者有意在掩盖南明诸帝的事迹,而在最终形成的这一稿之前,还有过好几次变化。


第一稿里,当时修史的王鸿绪援引了《宋史·瀛国公二王附纪》(瀛国公是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宋恭帝,当时元代统治者在描述上将他「降格」,却依旧放在了「本纪」里头),主张将福王(即弘光)、唐王(即隆武)、桂王(即永历)、鲁王等人的事情放在《崇祯皇帝本纪》之后。这一举动一来是给明最终在崇祯年亡做了论断,二来认为福王等人虽然不是正统却也是明代的延续。当时康熙皇帝表示了同意。


而到了《明史稿》完成时,康熙皇帝却又不同意这么做了,因此在原先的基础上,鲁王被撤下,福王、唐王和桂王则被单独列入了《三王传》。


再到乾隆年间《明史》定稿,我们终于发现,《三王传》也不见了,这三个人被分拆进了《诸王列传》,被放进了末尾,清廷官方对南明历史的弱化最终表现在了《明史》里。


那么民间著史呢?明清史料甚多,这里选取几个例子。


在査继佐《罪惟录》里,针对崇祯、弘光、鲁监国、隆武、永历和韩王的记述标题分别是这样的:《帝纪卷之十七毅宗烈皇帝》、《附纪卷之十八安宗简皇帝》、《附纪卷之十九鲁王监国附纪》、《附纪卷之二十唐主附纪》、《附纪卷之二十一桂主附纪》和《附纪卷之二十二韩主附纪》。其中「安宗」是弘光皇帝的庙号。可以看见,査继佐在《罪惟录》里一方面仿《宋史·瀛国公二王附纪》将弘光等帝放入了「附纪」,另一方面却只承认了弘光的帝王身份。


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北京叫应天府,南京叫顺天府,因此虽然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了,但另一个首都(南京)还在,明朝还不算亡,因此弘光政权属于明朝。此外弘光是从宗室角度,是离崇祯最近的宗法继承人,尽管在即位初有不少龃龉,但即位后是受到所有人的认同的,不像后来的隆武、绍武、永历等互不承认,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弘光也是一个合法政权。


在绝大多数民间著史的南明表述中,尽管对鲁监国、永历等政权有的认同有的不认同,但是对弘光是一个合法性政权大都是表示默认的,当然也有例外。杨陆荣在《三藩纪事本末》里就直接将明弘光、隆武、永历视为三个割据作乱的藩王,很明显这是完全站在清人立场上的(当然,史料价值还是有的)。

 

二 谁划「南明」?


「三藩」。我们现在提这个词,往往会将目光放在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的三藩之乱上,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前三藩(福王、唐王、桂王)和后三藩(即吴三桂等)的说法。


这就涉及到了有关南明时间跨度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将南明史的截止定在三藩之乱结束的时候。对很多汉民族情结浓厚的朋友来说,这段历史实在让人提不起劲,一方面是令人痛恨的满族侵略者,另一方面是人人唾骂的汉族刽子手,双方的对打也不是什么为了大义,而是典型的争权夺利,是「狗咬狗」,一段让人无法共情的历史又如何能吸引人呢?


但如果将康熙对三藩之乱的平定视为南明史的结束,亦不无道理。


陆陇其在《论直隶兴除事宜书》里写道:「自康熙二十年后,海内始有起色。」康熙二十年,正是彻底剿灭吴军的年份,虽然还有海外台湾、北方沙俄与西北蒙古的虎视眈眈,但平定三藩对整个清代在海内的政策影响都是其他战争所不能比的。


这场战乱让清廷对汉人的政策由排斥转向了拉拢。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刚起兵时,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号,并对诸人说:「别故君当以故君之衣服见。」于是吴三桂率领大队人马到了昆明城郊的蓖子坡,说要拜谒故主。当时这里早已荒无人烟,然而康熙元年,此地却死了一个大人物,那便是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明昭宗永历皇帝朱由榔。讽刺的是,当年在此处亲手绞死永历的,正是吴三桂本人。


昆明永历殉国处


饶是如此,吴三桂的行为依旧打动了很多人,在他的《反清檄文》发表后,全国各地揭竿而起,大家尽管知道是吴三桂绞死了永历,却依旧愿意响应反清,这不是对吴三桂的信任,而是对清廷的不满。直到乾隆年间,都有人能在河南夏邑查到这样一份「伪檄」,可见这篇檄文的影响,以及时人对清廷的态度。


然而,称帝心切的吴三桂却不能始终举着「反清复明」的大旗,没多久他便不再提「复明」,又没多久他便自称「周王」。这些举动不仅让各地揭竿而起的义军群龙无首,更将海外孤悬的明郑集团推至风口浪尖,那时三藩起兵时曾与郑经合约,但如今郑经已经发兵让清廷注意到这股不可小觑的实力同时,三藩却又不再打着「复明」的旗号,郑经只能让手下的刘国轩回信婉拒并退兵:「吾家在海外数十年,称奉明号,今吴号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两家。若归正朔,吾不难进镇江、上南京,否则尔两家皆吾敌国也。


由此可见,三藩之乱,既不是复明,也不是想恢复中华,而是想坚持割据、分裂统一国家的叛乱。康熙十七年三月,走投无路的吴三桂称帝衡州,「由是天下解体」。


这件事给康熙上了一课。


虽然很多学者都喜欢引用三藩造反前康熙的那句「撤亦反,不撤亦反」,但当时三藩兵力还没部署好,清廷亦未然,康熙觉得撤藩的话三藩不会反,因此在颁布撤藩旨意后,还认认真真做了布置三藩撤迁、安置的事宜,期待着三藩能够「振旅班师,休息士族,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士」,可以「君臣皆乐,永保无疆之休」,而未做任何军事防御。不料撤藩却给了三藩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真的听话交出土地和兵权呢,还是赌一把?最终,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都选择了后者。


经过了九年时间,康熙长大了。


康熙意识到,国内依旧有许多满汉矛盾,这次三藩之乱也让他见识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那立刻便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没有广大汉人的支持,清王朝的统治定难持久。于是刚从危机局面中挣脱出来后,他开始慢慢着手改变对汉政策。


康熙十七年,康熙下令开「博学宏词科」;康熙十八年,诏谕《明史》开馆。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等海内鸿儒均在被举的人里。尽管这三位都拒绝出仕,但他们的反应却已大有可玩味之处了。


黄宗羲虽屡次拒绝清廷召唤修《明史》,却不拒绝清廷取走并抄录他的有关明史著述,并将父亲黄尊素的《大事记》和《三史钞》等重要史料送给明史馆参考,此外他还特地送自己的弟子万斯同去参与修史。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颙见,时颙已衰老,遣其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


顾炎武的徒弟潘耒入仕清廷,仍旧「师门之情甚笃」;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高中清廷进士,顾炎武在给徐元文的信里有「庙堂之上」字样。


这一切都和康熙二十年以来的政策脱不了关系。康熙不仅巧立各种名目表明自己尊重汉族士大夫,还多次拜谒明孝陵、建明代忠烈祠以拉拢民心。


除了汉人士子外,康熙朝还废除了很多针对汉人百姓的政策,比如永久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实行钱丁地粮蠲免,缓解了社会矛盾、发展了生产,一改顺治年间连年战乱、康熙初年三藩自制货币扰乱经济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


从偶然性来说,三藩之乱是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三人对权力的渴望造成的;但从根本原因看,三藩之乱是满清对汉人的高压政策引起的反弹,如果没有这些高压政策,那么三藩便没有任何借口反叛,当然他们当年也不可能因为战功卓著而被封在南方边疆镇守了。


康熙比多尔衮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康熙认识到了根本原因,并在三藩之乱平定后着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缓和了满汉矛盾;而多尔衮却始终坚持剃发、圈地、屠杀,最终矛盾激化,整个顺治朝都在和南明发生战争,使得民不聊生、人心思汉。


以三藩之乱为南明史的终止时间,是基于清政府的满汉政策来看的。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种分法。


一是以弘光政权的覆灭作为南明史的终结。上文已经谈到,弘光是最后一个得到各方面势力认可的政权,也是在宗法制度上最具有合法性的政权,同时还是建立在明朝最后京都上的政权,因此它的覆灭意味着南明亦将终结。


秉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怎么想的呢?举个例子,我们通常认为清亡于宣统年间,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还接连发生了张勋复辟和日伪满洲国的割据政权,有趣的是,在伪满洲国时期,伪满大臣郑孝胥曾经在日记这样写道:「示《题朱舜水遗集》诗。」「求为题顾炎武书扇。」朱舜水和顾炎武都是明末遗民,郑孝胥以他二人自比,自然是想要做一个清末遗民了。


郑孝胥、溥仪与庄士敦在伪满洲皇宫


二是以永历被吴三桂绞杀作为南明史的终结。这是最常见的看法,作为南明史,叙述对象主体是皇帝,当最后一个皇帝没了,南明史自然告终。以《明季南略》为首的许多笔记都这么想。


那么这种观点的一般是什么人呢?从笔记的作者可以看到,大多数是士大夫阶级,从小到大受到的都是忠君思想教育,因此会以帝王为尊。


三是以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明郑投降作为南明史的终结。钱海岳《南明史》里就这样写道:「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丁巳,郑克塽等入北京,明朔亡。时清康熙二十二年也。」在历史上,尽管永历十七年时皇帝被吴三桂绞杀,但郑氏集团(郑成功、郑经父子)依旧奉永历为正朔,以永历年号一直持续到三十七年。


钱海岳《南明史》写于抗战期间,关于他这么划分南明史的缘由,下文会有叙述。


四是以康熙二年夔东十三家的覆灭作为南明史的终结。这种观点由顾诚先生一人提出,独此一家。当年李自成兵败,但他手下的兵力还在,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已转变为民族矛盾,因此大顺军余部的刘体纯、郝永忠、李来亨、袁宗第等揭竿而起,和南明朝廷一同抗清,夔东十三家也应运而生。


在顾诚先生的《南明史》里,叙述对象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农民军。顾诚这么说:「1664 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被摧毁,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束。理由是,永历帝虽然在两年以前被俘杀,以明朝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复明运动仍在继续,他们有永历朝廷委派的全权代表,有相当可观的旗帜鲜明的军队,有地方政权,维护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于台湾、厦门一带的郑经、郑克塽虽然遵奉永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刘国轩等劝郑克轩降清为止,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内。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三藩之变,郑经同耿精忠有一段联合与分裂的历史。把三藩之变扯进南明史显然不大合适。自然,南明史的下限学术界同好有不同意见,如主张以永历帝1659 年入缅作结束,主张以永历帝被俘、杀作结束,主张以李定国病死、部卒降清作结束,等等。本书以康熙三年八月夔东抗清基地彻底覆灭作为南明结束的标志,实际上还考虑到了同年六月间在东海沿海活动的张煌言因为复兴无望,主动解散军队,不久被清军俘杀的因素在内。这只是一种看法和叙述体例,无妨与其他说法并存。


以上几种对南明史起止时间的不同划分,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不同的人对历史的不同解释,是诉诸于现实的。而对南明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争夺史本身,就非常具有政治意义。

 

三 谁写「南明」?


在历史书写中,「南明史」这样一个历史领域,贯穿着三百年来的社会史。


当南明的时代刚刚过去,当遗民和他们的后代们终于不可避免地承认起明亡的事实后,唯一能聊以自慰的,便是着手书写这一段亡国史。无论是「野人」一般的张岱,还是身为告发者的査继佐,亦或是无法面对自己人生而选择裸葬的黄宗羲,以及并未经历过这一切的计六奇,当然也包括「不沾清朝地,不共清朝天」的王夫之,他们有的妥协,有的坚持,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明朝亡了。


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修史了。这群人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已于上文有所描述,这里不再赘述。


但他们面临的则是一次又一次的庄氏史狱,关于这一点,《鹿鼎记》里有一些记载,尽管不甚真实。


顾炎武给弘光皇帝写的传记《圣安皇帝本纪》,在传播时,他选择了改成《圣安本纪》,隐去了「皇帝」的字样,尽管如此,也因「本纪」二字而犯了忌讳,后人不得不偷偷改成《圣安记事》,才得以将此书保留。


从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里我们能看到,只要书中有「甲申」、「乙酉」、「弘光」、「隆武」、「永历」等词,那么这本书就一定会被禁毁。


这并非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我们的关注点在它之后的走向。


有趣的是,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对南明史的官方论断又有了崭新的描述。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午下谕:「明至崇祯甲申,其统已亡,然福王之在江宁,尙与宋南渡相仿佛,即唐、桂诸王转徙闽、滇,苟延一线,亦与宋帝昰、帝昺之播迁海峤无异。……当国家勘定之初,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今承平百有余年,纂辑一代国史,传信天下万世,一字所系,予夺攸分,必当衷于至是,以昭史法。……今平情而论,(明末)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朕方嘉予之,又岂可概以『伪臣』目之。


这份谕旨在历史上非常出名,它牵引出了清中期对明亡诸臣的重新评价。


事实上钱澄之早在康熙年就有过论断:「古帝王于天下初附,未尝不录降者之功,而听不降者之死。天下既定之后,则必以死事者为忠臣,降者为失节,所以教忠也。不当国家鼎革之秋,则忠臣义士之节不见。今禁丙戌死事者不得名节义,则节义将以何事见,当于何时成乎!


果不其然,当时间过去近百年,人心安稳下来后,清廷的诉求就从禁止歌颂变成了表彰忠臣,乾隆开始给史可法、何腾蛟、瞿式祀、张煌言等一干死节明臣树碑立传。如今我们看到的许多明死节臣子的墓碑,上面便都有了「皇清」字样。


杭州张煌言墓


这场浩浩荡荡的表彰运动,足足持续了十多年,前后有三千多名明臣被表彰,最后出了一本《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胜朝」便是前朝之意。


与此同时的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则下令撰写《贰臣传》,将洪承畴、冯铨、钱谦益、李建泰等降清明臣录入其中,说:「虽皆臣事兴朝,究有亏于大节。


和钱澄之的话完全符合。


不难想象,乾隆此举并非是真心认同一些人、摒弃一些人。天下已经安定,明遗民早已全部魂归故里,没有再反清的土壤了,这一举动不仅能收得汉族士子的心,还能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何乐而不为呢?


而作为被拿来做文章的南明史,也终于再次慢慢抬头。


正如上文所述,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南明」二字终于又出现在了民间著史里。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晚清。


《广州市文物志》记载:「府城大北门外流花桥南畔象岗北麓一土丘,粤民呼之为君臣冢,荒垅数尺,卓立于菜畦间,百年来,耕人无敢犯之者。乾隆后,始修葺立碑以奠之,题曰:明绍武君臣冢。光绪九年癸未,粤东绅士捐资重修。


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早已成为历史记忆的南明突然间又被反复重提,无论是士人民众,还是新旧知识分子,都将目光放在了这里。他们想找什么?他们想说什么?他们想做什么?


答案很简单了。南明作为一个历史记忆,再度「不情愿」地被拉了出来,成为政治变革中反满的需要,成为革命的合法性来源。


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先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话改编自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纪陈纲,救济斯民」吊民伐罪的口号。


1912年2月15日,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拜谒明孝陵。


用意明显。


事实上不止是孙中山,1902年,章太炎在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就曾说过:「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无不针对清廷而来,同时将明亡视为亡国论调至此重新抬头。辛亥革命成功后,蔡锷在云南昆明逼死坡立碑,上书「明永历帝殉国处」七字,至今尚存(上文中有图)。


甚至「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提出也与此有密切关系。有清一代,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学说始终被打压,而顾炎武实实在在开启了朴学的先河,因此一家独大。等到了晚清,为了推行改革,梁启超发现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大加赞赏,将它视为播送民主思想的工具,印成刊物广而告之,同时将黄宗羲抬到了与卢梭一般的高度。至于王夫之,那是从曾国藩开始发力,到郭嵩焘、到彭玉磷,最终到谭嗣同,一群湖南人齐齐发力,从《船山遗书》到船山学派,配合当时的民族主义热潮,终于名列三大思想家之首。


南明史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运动中,不断地被建构着。


时间再转向抗战时期,柳亚子该登场了。作为南明史研究大家,柳亚子关于南明史的著述大都是在抗战期间完成的,从学术成就来看,柳亚子对南明史的研究是不及同时期的谢国桢和孟森的,但他的南明史研究发端于南明,却作用于抗战。


南明史和抗战之间的联系大家一想便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日寇从东北入侵,一路逼近南方,到处烧杀抢掠,这一切都和三百年前的那一幕如出一辙。柳亚子研究南明史,目的是为了弘扬这种民族主义精神,目的是为了调动起大家抗战的情绪。


扬州史可法祠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日本侵占时期,许多人去这个地方凭吊,以鼓舞抗日的志气。


抗战过后的南明史又再一次被重新建构,这时诉诸显示的对象则成了大陆和台湾。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郑成功成了几百年来最值得重视的人物之一,因为在他身上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政治符号。对明朝来说,他是延平郡王、海外孤忠,值得敬重;对清朝来说,他是南明遗室、明祚忠臣,需要树立;对日本来说,他出生日本、母田川氏,应当宣传;对民国来说,他反清复明、一心反攻,真要弘扬;对大陆来说,他对抗荷兰、收复台湾,必须颂扬。


这样一个人物,在三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不可不说是一个奇迹。人们提取着自己想要看到的那一面,为之建构,竟还原出好几副不同面孔的郑成功。


然而郑成功抗击清廷、收复台湾,又绝非这几副面孔说的那样简单。


郑成功是海盗出身。不可否认他抵抗清兵确有一腔报国志诚,但与其说他是英雄,毋宁说是枭雄。


当扯开郑成功单一形象去翻查细节时,会发现他也曾试图和清廷谈判准备投降过。只是当谈到到最后一刻时,在剃发问题上僵持不下,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郑成功心里有明祚,在有明祚的同时,还有郑家的海上商业活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投降了清廷,下场很惨,不仅被软禁,一生的经营事业也全部丢失。这个时候郑成功接过了重担,他知道海上事业才是自己的底牌,和清廷谈判,那么必须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趁着顺治驾崩、清廷哀嚎,自己的兵力又亟需补充时,郑成功终于决定攻打台湾。


厦门郑成功雕像


张煌言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写了《上延平王书》:「……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言辞激烈,指责郑成功放弃大陆河山而不顾,只图在台湾自保。也许张煌言此刻想到了二十年前的史可法也是如此,那时史可法面对北方河山陷入敌手,不管不顾,只安排四镇在淮河沿岸驻防,不图进取、只求偏安。如今节节败退,便连大陆河山也要拱手送人。


郑成功却别有一番心思。从他对部下的话来看,他觉得大陆已经快要失守,永历朝廷已经岌岌可危,等清廷国丧缓过神来,自己必然不保。而台湾远在海外,虽目前被海上霸主荷兰人占领,但荷兰在这里的兵力并不多,而且一旦收复了台湾、把控住金厦,那么进则缓图大陆、退可往来海上,可做自家郑氏集团百年来的基地。


出于这样的原因,郑成功坚持明朔、抗击清兵、收复台湾,而这三个举动,也在后来的三四百年里被历代政权所重构,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符号,便连关羽和岳飞,都不曾像他这样始终如一地被尊崇过。


事实上呢?举个例子,延平郡王郑家,在台湾的最高领导权并非来自「延平郡王」,名义上说有宁靖王朱术桂和鲁王世子朱桓在台湾,延平郡王的封爵并算不上第一,那么是什么让郑家得以取得最高领导权的合法性呢?是永历皇帝封郑成功的「征讨大将军」,郑成功有生之年从未使用过「延平郡王」的称号对外发布过号令,而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时,郑氏最后缴纳的才是征讨大将军印。这说明郑氏集团是按照军事体制建立的,从未有过让它转变成政治体制的想法,而一旦转变成政治体制,郑家是要当曹操呢、还是要当郭子仪呢,这就两难了,因此郑家就这么四十年如一日地维持着自己的军事力量,名义上尊着明朔,不断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


近年来承担宣传功能的,除了郑成功外,还有一个叫做颜思齐的,颜思齐是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老首领,作为「开台王」,他被认为是第一个拓荒台湾的人而被表彰,在去年的一部纪录片里,多次强调了他「怀念故土」,身为「中华民族」,他必须承载起这样的历史符号。


你嗅出什么了吗?

 

结语 你的「南明」


回到文首。


在这样的时代,有一则故事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数十个版本。


几乎在所有的明遗民写的清初史料里,都会安排一个人出任清廷的招抚江南大学士,然后与抗清人士碰面的戏剧场面。故事总是以那个人劝降为开头。而那个人,就是洪承畴。


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的记载是在顺治二年九月,当徽州人金声、江天一抗清失败后,被送往南京,当洪承畴劝他们归降时,他们却说早在崇祯年间洪经略(即洪承畴)便壮烈殉国,死后崇祯赐祭九坛,举朝哀痛,随后痛骂洪承畴:「汝何为者,冒洪经略之名而诬陷之耳?」洪承畴闻言羞愧,自行离去。


这个情节在陆陆续续的史料中几乎被滥用了个遍。孙兆奎、黄道周、顾咸正、夏完淳等等几乎每个会见到洪承畴的人都有后人编排过这样的情节。我们自然知晓它们不可能全是真的,但它确然反映了某种时代心理。


什么心理呢?我们来看看洪承畴家乡(福建泉州)对他的评价。


在泉州,有两条巷子,一是洪衙埕巷,一是通天巷。前者是洪承畴当年的豪华巨宅所在的巷子,据说周围人听说洪承畴叛变后,纷纷搬离此处,同时在其府宅对面修了一座通天宫,祭祀的是唐代张巡、许远(文天祥《正气歌》里有「为张睢阳齿」一句),张巡和许远怒目满面,伸出右手直指洪府,寓在指责洪承畴罪恶滔天之意。


虽然这两条地名的由来和上面那些野史一样,都不见得是真的。但这些都反映了一件事,一件可以说是大众心理的事:人人都觉得洪承畴应该死,可他偏偏活着;人人都觉得洪承畴不该降,可他偏偏降了。


对洪承畴来说,他也始终怀揣着羞愧之心。顺治二年,当清兵攻下南京城、明弘光政权瓦解后,洪承畴在南京问明士子何光显「马士英如何不忠」,马士英是弘光朝的大奸臣,人人唾骂,然而何光显说:「马士英虽然不忠,未事二姓。」洪承畴听了这话后很久没开口,然后下令杖责何光显后把他放了。


以上种种,都说明洪承畴作为明代高级官员,作为明帝国的栋梁之才,哪怕个人有着许许多多求生欲望或理由,他的投降也遭人痛恨。有人说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是的,因此大家并未曾过于苛责和洪承畴一起投降的祖大寿,因为祖大寿投降后并不曾有作恶记载,洪承畴则不一样了。


洪承畴投降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有很多种记载说洪承畴为何降清,每一种说法的背后都代表着对洪承畴的不同评价,这个问题涉及到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我们不便多言。但洪承畴降清不是因为看出后金终将取得天下(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看得出),而是因为求生心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洪承畴降清后,总是想办法找当时已归属后金的朝鲜国麻烦,《李朝孝宗实录》里就记载了这样一句话:「明人仕清国者,如洪承畴、亨铨等,皆怀害我国(朝鲜)之心。洪专以大凌河之败归罪于我,冯则累上书请令朝鲜一体剃头。


洪承畴为什么要怨恨朝鲜呢?因为在松锦战争中,朝鲜助清参战,尤其是朝鲜炮手的得力帮助,才使得洪承畴一败涂地,由此可见洪承畴降清后也并未完全认同清朝,乾隆后来说他降清是「畏死悻生」,大抵如此。


但尽管洪承畴没有完全认同清朝,而不妨碍他做下了许多对不起汉族的事情。作为明帝国最高级的官员之一,他掌握的机密是过去所有投降的官员里都不曾有过的,洪承畴刚投降没多久便将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多国和明廷之间密谋的水师攻后金计划和盘托出,导致唯一一个从海上攻东北的机会功亏一篑,直接影响到了东南亚格局,使得朝鲜不得不在密谋暴露的时候选择彻底倒向后金,也从而影响了日本最终坚持不出兵助明(南明乞师日本有近二十次)。可以说洪承畴刚一投降,就扭转了当时最后一个有利于明廷收复东北的局面。


再往后看,洪承畴出镇江南,阻击明隆武政权五路出击、诱降郑芝龙,坐守长沙,使得明军始终难以突破西南防线,这些举动也许是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的投降,而要整个神州大地为他的懦弱陪葬。


没有人愿意去代入吴三桂,没有人愿意去代入洪承畴。


从南明史发生后开始到现在,每时每刻它都是被建构的符号。


不过也不必感到愤怒或难受,第一历史永远存在着,第二历史永远有人为之奔走着,历史建构也永远在进行着。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政治范畴的事情,不是历史范畴的事情。


很多朋友都喜欢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不妨去看看,为什么会这么打扮它们?


因为你自己也在建构着南明史。


很多人读南明,因为它壮怀激烈,阎应元;很多人读南明,因为它承载着失败者的悲歌,李定国;很多人读南明,因为它总是给踏实做事的人以致命一击,堵胤锡……


江阴阎应元祠


读南明史,你能读到你想见的那个人。这就是生命的价值。


读出你的「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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