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教”這個詞，在理解上頗有歧義，因常會與“音樂教育”相混。實則音樂教育雲雲重在音樂本身樂理、樂器、樂史、樂譜、唱法、演奏法之教習。與古人所說之樂教無甚關聯，甚且乃是樂教之對反，強調音樂本身，而嗤詬傳統樂教將音樂作為教化之工具。
傳統樂教所重，壹是與禮制相關，其次是強調樂的功能。這並不就是以音樂為工具了，而是說音樂本來就具有強大而特殊的功能，可以產生移人情性之效果，故推而廣之，足以移風易俗。這種功能乃音樂本身所具有，因此我人須善用之，使其朝美善的好方向走。如此，音樂固然能更好地發展，社會也將日益淳化向上。
因此，樂教雲雲，必是美善合壹的，有其道德意涵，期望改造社會。同時指向了音樂本身節奏旋律之美與性情風俗之善。孔子說文王之樂盡善盡美，義即在此。與泛說的“音樂教育”不同，與“音樂的教育功能”也非同壹概念，並不僅限於教育功能。更準確的釋義，毋寧是：禮樂教化。
可是壹談到禮樂教化，大家都只想到古代。，涉及樂教者，全是討論先秦兩漢；兩岸有關樂教之專著也都如此，少數例外，大約僅有何名忠《國父思想與我國樂教》（壹九六六，臺北幼獅公司）之類。關於樂教的論文，情況大體相同。
古今情況不好比較，不過近百年其實不是壹般人所以為的樂教衰微期，而是極興盛之期。許多人慨嘆近百年禮樂教化不彰，實況亦非如此，另有脈絡可尋。
音樂從來就不是中立客觀的，推展什麽音樂，就代表想推廣什麽文化內容。近代人常批評傳統樂教是以音樂為政教之工具，其目的絕不是想建立無意識形態的音樂體系，而是要推廣屬於他們自己的樂教。因此樂教陣營紛然競出，蔚為大觀。嗣下我便將略為尋繹。
論近代音樂，尤其是談到音樂教育，基本上均由“學堂樂歌”講起。但學堂樂歌實非發端。近代音樂教育之始，由體制看，正是學堂建立之時。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百熙、榮慶，與張之洞重訂《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十壹月上《重訂學堂章程折》。在各種學校章程之外，並有《學務綱要》。其中首次提到了音樂課程：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秦漢以前，庠序之中，人無不習。 今外國中小學堂，師範學堂，均設有唱歌音樂壹門，並另設專門音樂學堂，深合古意。惟中國古樂雅音，失傳已久。此時學堂音樂壹門，只可暫從緩設，俟將來設法考求，再行增補。
顯然擬定學制諸公所秉持的仍是秦漢以來的雅樂傳統；所思考的音樂教育，也仍是《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的那壹套。 這時，雖然古樂難尋，諸公卻認為無妨，可以歌詩代之，此即《中小學堂讀古詩歌法》所說：
外國中小學堂，皆有唱歌音樂壹門功課，本古人弦歌學道之意；惟中國雅樂久微，勢難仿照。然考王文成《訓蒙教約》，以歌詩為涵養之方，學中每日輪班歌詩。呂新吾《社學要略》，每日遇童子倦怠之時，歌詩壹章，擇淺近能感發者令歌之。今師其意，以讀有益風化之古詩列入功課。……皆有合於古人詩言誌，律和聲之旨，即可通於外國學堂唱歌作樂，和性忘勞之用。
此段敘述，分別見於《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奏定中學堂章程》《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文字全同。每日歌詩的目的在於「和性忘勞」，以為「涵養之方」，顯然更重視音樂的道德功能。
除了每日歌詩以外，當時課程場所出現音樂的另壹場所，是在經學課裏。光緒三十二年（1096）《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要求：
無論大小學堂，宜以經學為必修之課目，作贊揚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澆漓之習；春秋釋菜及孔子誕日，必在學堂致祭作樂以表歡鼓舞之忱。
它沿襲著先秦樂教傳統，壹望可知。這時，對學堂音樂課程之設計及期待，顯然都仍本於儒家禮樂教化的老傳統。可見教育體制雖改，其底質並未變易，屬於新瓶舊酒型的。
不過，各學堂章程雖曾將音樂列入課程，但內容及實施辦法均極模糊，既無授課鐘點的規定，也無授課程度的要求。要到次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系統化的音樂課程才首度出現。
光緒三十壹年，學部成立 ，將女學納入職掌。三十三年，增定了《女子師範章程》及《女子小學章程》，首次將音樂壹科列入課程。
在《女子小學章程》裏，音樂列為「隨意科」，可以「斟酌加入」。《女子師範章程》則不然，音樂課首次列為正式課程，並載明授課時數為「壹、二年每周壹小時，三、四年每周二小時」。
這是近代中國在政府主導之下，有系統的音樂教育的開端。《章程》規定「學習平易雅正之樂歌，凡選用或編制歌詞，必擇其切於倫長日用有脾於風教者，俾足感發其性情，涵養其德性」，亦延續了樂教的思路。
然而，具體教法改變了。授課程度明白記載了單音歌、復音歌的教學，以及表譜的使用。表示官方已經接受了西化的音樂教育內容。
這種延續儒家禮樂教化思想而又有新時代改變印記者，並不只清政府及上層士大夫這壹面在做。例如有個秦腔班子“易俗社”，就顯示了大眾戲曲社團走這個路子的，在民初二三十年間其實甚為普遍。
易俗社，李侗軒、範紫東、孫仁玉等1912年8月創辦於西安，以“移風易俗，輔助社會教育”為宗旨。按科班制招收學生。首先對劇本進行改革，不演迷信和、傷風敗俗的戲。劇本多屬自編，大、小五百余種。如《頤和園》《雙錦衣》《三滴血》《金蓮痛史》《櫃中緣》等。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李叔同（1910年回國任教）等人，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再往前走。這就才出現“學堂樂歌”。
起初多是用日本和歐美的曲調填詞，後來或用民間小曲填詞，或新創作的。其內容或要求“富國強兵”“抵禦外侮”，或宣傳破除迷信、婦女解放，或傳授科學文化知識、宣傳民主和提倡科學文化思想。
隨著學堂樂歌的發展，西洋的歌曲、演唱形式、鋼琴、風琴、小提琴等樂器、新的記譜法―—五線譜和簡譜、西洋音樂的基本樂理等皆由學堂傳授而逐漸擴及於社會，影響深遠。、曾誌忞編《教育唱歌集》（1904）、辛漢編《唱歌教科書》（1906）等。著名的歌曲有《中國男兒》《何日醒》《男兒第壹誌氣高》（又名《體操——兵操》）《黃河》《革命軍》《祖國歌》《送別》《春遊》《蘇武牧羊》《木蘭辭》等。
事實上這也仍是樂教，有更多社會意識內容及道德指向性，只不過與清朝政府提倡的樂教大不相同罷了。
清政府主張的歌詩雅樂，民間傳統戲曲界的教化觀，內涵是傳統儒家式的倫理價值。學堂樂歌、美育所宣揚的，則是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沖擊後的響應。
響應的內涵，壹是對現代性的追求，如科學、民主、民族國家的建立等；二是對現代性之反省。如蔡元培所說“以美育代宗教”，講的就是現代人在人天破裂、遠離上帝之後，價值當如何歸止的問題。美育便因此被拿來做為救贖之用。同理，西方現代社會之擴張，我國深受傷害，因此音樂也應用來救贖，挽救國族之沈淪。
這時，他們對現代性，乃是既迎又拒的。接受著西方音樂之全部體系，而又想在此中找到民族的地位。其方法與態度，可以國樂改進社為代表。
國樂改進社，1927年由劉天華和鄭穎蓀、吳伯超、曹安和等三十五人發起；成立於北京。以改進國樂並謀其普及為宗旨。提出“借助西樂，研究國樂”（《國樂改進社成立》發刊詞）, “—方面采取本國固有的精粹，—方面容納外來的潮流，從東西的調和與合作之中，打出—條新路來”（《國樂改進社緣起》）。
社員中部分為幹事社員，從幹事社員中選出執行委員會領導全社活動。執行委員會設總務、文書等股。劉天華任總務主任，負責總管全社日常事務。又聘蔡元培、蕭友梅等為名譽社員。對收集、整理、研究和發展民族音樂曾有較大的計劃和設想，如建立圖書館、博物館，“創設學校，組織研究所”等。其實際活動為：（l）演出。如1928年1月12日在北京飯店舉行音樂會，演出古琴、琵琶、二胡獨奏、合奏等，是“五四”以來較早的重要的—次以民族樂器為主的專場音樂會。此後還舉行過多次演出。（2）編印會刊《音樂雜誌》。
國樂改進社以外，基本上用西樂，可是兼收改編民間曲調者，指不勝屈，其原理均應由我所說的這個脈絡看。
與此相桴應的是美育思想。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事實上即是樂教說的現代版。提出後，哲學界、宗教界評價不高，附和者少，音樂界卻十分響應。
1919年由吳夢非、劉質平、豐子愷等在上海發起，聯絡各地藝術教師組成中華美育會。先後有京、津、寧、滬及全國十多個省的許多中、小學和師範學校藝術學科教師參加。分責任會員（吳夢非、劉質平、豐子愷、劉海粟、歐陽予倩等三十人）和普通會員（壹百二十余人）兩種。利用暑期為中、小學音樂教師開設圖畫音樂講習會等。出版會刊《美育》雜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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