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说吧,说吧

1月30日,一位旅客走过汉口火车站站前广场“春运说吧”宣传板。（黄海波 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黄海波　徐海波

　　关上了门,这个高约2米,占地不到1平方米的“红房子”,就开始变得不一般了,或者说充满了某种仪式感。 

　　送别时仍不敢张口的男青年,此刻微闭双眼十指交叉,微笑着羞涩地说出3个字,仿佛她已经听到而且接受了他虔诚的表白。 

　　距离检票还有3个小时,热恋中的大学生情侣,舍不得浪费短暂分别前的每一秒。走进电话亭,两人一起回忆了交往半年来的几个片段。伴随女孩的娇嗔,还有一声清脆的嘴唇交流的声音。 

　　在这个私密的空间里,仍没讨到工钱的中年男子,对着摄像头发泄不满:“老赵,你xx给我钱!” 

　　中年女人站在里面久久不言,直到豆大的泪珠慢慢淌下,“对不起爸爸,我也是没有办法”。再过十几个小时,她将见到分别一年的父亲——家中唯一能够倾听她在外艰辛谋生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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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门外,是汉口火车站的滚滚人流。 

一个女孩在“说吧”红房子里。（黄海波 摄）

　　这个名为“春运说吧”的朱红色电话亭,今年春运期间,每天都在汉口火车站站前广场上“等你来说”。除了车站大屏幕,“说吧”录制的视频,还通过武汉电视台新闻频道、黄鹤TV播出。 

　　电话亭位于地铁出站口和火车站出站口中间,位置醒目。即便如此,嘴里咬着票,浑身挂满行李的农民工,也对其视而不见。 

　　一位戴着白色围巾的女孩,倚靠着电话亭摆出剪刀手。在男友的手机屏幕上,她的两个手指刚好夹住远处的“汉口”。 

　　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来接好久没有回家的女儿,两人争论着播放视频的“新闻频道”到底是哪个频道。 

　　走进电话亭,里面有一台显示器,一个摄像头,还有一支话筒。单层玻璃隔离不了太多喧嚣和嘈杂,但也足以让“说吧”成为广场上最安静的一角。 

　　活动负责人之一,武汉电视台新闻频道制片人刘敏智说,让回家的人有机会说出浓缩了一年的故事,这样的活动,谁来做都值得点赞。 

　　事实上,“说吧”启动以来,值守的记者和编导,都能念出一长串名字,这些人的故事让他们印象深刻。 

　　一位原本在武昌火车站上车的旅客,听说汉口火车站开了“说吧”,就把票退了,专门跑过来说了一段；一位在车站附近酒店做保洁的大伯,已经来了5次,每次都向不同的亲人表达祝福。 

　　还有一位叫姜关林的旅客,在“说吧”找到编导汪月,称自己是贵州仁怀市九仓镇的村民,年前有人向他定了20斤散装茅台,结果他按照对方说的地址来武汉交货,对方拿了货没给钱就跑了。他在武汉待了20多天,身上仅有的五百元用完了。报警之后,他被带到了救助站,救助站又给他10块钱,说可以到汉口火车站取票。 

　　汪月领着姜关林来到车站售票处,但发现救助站并没有给他任何凭证,只好又把他带到车站派出所。 

　　这位细心的编导一天后致电姜关林,对方没有接听。“他说话时眼神有点游离,或许说的不是真的,但希望他平平安安。” 

　　“面对不同人的不同故事,自己的情绪很容易被带入。”工作不到一年的夏珺说,她主要负责后期剪辑。 

　　一个又瘦又黑的小女孩,只有一对眼睛闪着光。她往“说吧”跑了很多次,每次说到一半就卡住。刚开始以为是害羞,后来与她交流得知,她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尤其是她最思念的妈妈。 

　　“我问她有多久没有见到妈妈,她低下头掰着稚嫩的小手,最后很小声地跟我说,数不清了。”在夏珺的鼓励下,小女孩走进“说吧”对妈妈说:“妈妈,你快回来吧。”

 　　不是所有故事都是让人难受,“说吧”记录最多的还是甜蜜的瞬间。 

　　来自江苏盐城的大三女生封淑萱,相约和男友同一天各回各家。在确认节目不会在江苏播出后,她对着镜头说:“妈妈,我今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身边多了一位照顾我的人。” 

　　已经是一个孩子妈妈的朱冬君,和丈夫走进“说吧”,希望肚子里的第二个小宝宝健健康康,希望爱喝酒的爸爸也能乖乖地听话。 

　　2016年春运,作为“九省通衢”枢纽的武汉,预计发送旅客接近1800万人次。这些南来北往旅客的收入账,让小小的“说吧”仿佛成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刘世林在广州一家房地产企业上班,今年收入总体还不错,“只比去年稍稍差了一点”。两个女儿都在广州上学,大女儿刘璐大大方方钻进电话亭:“谢谢爸爸妈妈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家。” 

　　父亲乐呵呵地看着,骄傲地说,她在学校是班长,表达能力很强。 

　　康菊花在浙江绍兴一家纺织厂打工,今年独自一人带着9岁的儿子回孝感过年,儿子也在当地上了小学。半年前和丈夫见过一次,一家三口只有过年才能团圆。“老板去年涨了点工资,但带着儿子开销大,没有攒下钱。” 

　　这对母子前一天晚上10点多才到汉口火车站,看着疲惫不堪的儿子,康菊花咬咬牙,在车站附近花了300多元住了一晚“高价”酒店。 

　　来自河南信阳的史石括,在武汉当地一家建筑企业打工。从“说吧”出来,他愉快地展示着给小孙女买的玩偶。说到收入,他表示满意,“武汉这边一般不敢拖欠农民工工资。” 

在“说吧”红房子前留影的孩子们（黄海波 摄）

　　“说吧”是在1月24日,也就是春运开始这天启动的。当地6位受邀的书法家,在“说吧”后面临时搭建的棚子下,站成一排现场泼墨。每位走进“说吧”的旅客,都得到了一副墨迹未干的春联。 

　　当天,霸王级寒潮将武汉的气温拉到了零下8度,但严寒没有挡住大家的热情,超过200多位旅客录制了视频。 

　　有人为了礼品冲进亭子,“吧啦吧啦说了一通,大家好,我是谁谁谁,祝大家新年快乐,但大部分人讲得很用心。”陈玟冰说。 

　　当时,以“说吧”为圆心,参与和围观的旅客,不断扩大着圈子的半径。 

、武警、特警都在值守,但他们还是很紧张。”陈玟冰继续回忆,“时不时有穿制服的人过来问,你们的活动什么时候结束?” 

　　这些穿制服的人里面,包括了广场保安张超。“说吧”刚好在他的“防区”内。领导特意嘱咐他,切实对红亭子的设备负责,切实对红亭子的工作人员负责。 

　　距离活动启动还有两天时,这个从某宝上花费5000元定制的红亭子,就“掐着点”从浙江包邮到了武汉。 

　　“铁做的,死沉死沉。”张超和另外三名保安,费了一番力气才把铁家伙挪到现在的位置。为了干活方便,张超脱掉了厚厚的外套,结果在雨雪交加的广场上,“出了一身臭汗,第二天就发高烧,在被窝里捂了一天。” 

　　在足球场大小的执勤范围内,张超的日常工作非常琐碎,比如向不同的旅客耐心解答同样的问题:车站入口在哪里,取票地点在哪里,洗手间在哪里等等。他也会提供一些“个性”服务,比如若干次把手机借给陌生旅客使用。现在他的工作还多了一项,每天下午四点钟,把电话亭里“值钱”的显示屏、摄像头还有话筒,都一一拆下来,放到领导办公室,第二天上午十点前,又搬出来装好。 

　　因为工作关系,张超很快和“说吧”的年轻女编导们打成一片。活动启动当天,他也被“拉”过去录了一段。现在,他笑起来两眼一眯的样子,三分钟一次出现在广场两个超大屏幕上。只不过现场太嘈杂,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一些旅客将信将疑地走进亭子,离开之前不忘再次向编导确认:“你们不会在坑我吧?”编导努努嘴指向不远处执勤的张超,“不信你去问车站的人呀。” 

　　“小平头”是广场上能弄到票的“兔子”。他主动提出来,可以“平价”给记者弄到一张武汉到重庆的卧铺,条件是不能曝光,“曝光就没有意思了”。 

　　自从“说吧”设立之后,棚子成了“小平头”的临时“办公点”。 

　　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小伙子,从重庆过来,买了一张到潜江的汽车票,他嫌两个小时的车程太长。“小平头”帮他搞到了一张动车票,票价39元,好处费40元。“交易”完成后,“眼镜男”一溜烟就不见了。他一刻也不想耽误回家的行程。

 　　“兔子”拉客一度上了当地颇有影响力的电视问政节目。车站所在地区的官员坦言,这些“兔子”他都能叫上名字。“兔子”拉客为何屡禁不绝?只因旅客有需求。

 　　张超的同事老杨,比张超瘦小,也年长一些。 

　　一对夫妇在车站附近被偷了手机,显得非常焦急和沮丧。老杨安慰了他们几句,然后按流程把他们带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还能找回来吗?” 

　　“有可能,抓到小偷就能供出来。” 

　　自从“说吧”搬来广场之后,最开心的要数这些在广场上谋生之人的子女。读小学三年级的灵灵,把棚子里的长条桌子变成了作业台,上面摆上了她的二年级语文课本,但她一个上午也没有翻过一页。除了替大人去车站某个神秘的角落取票,就是和其他几个小孩在围着“说吧”疯跑。 

　　5岁的胡浩,似乎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他更愿意和实习编导们混在一起。这段时间,他每天出现在这群90后年轻人面前,红肿的小手拿着一根冰激凌,两行鼻涕若隐若现,两只大眼睛一闪一闪。 

　　“你妈呢?” 

　　“我没有妈妈。” 

　　“你爸呢。” 

　　“爸爸在赚钱,要给我过生日呀。” 

　　“爸爸”是一个在车站揽活,偶尔借酒闹事的坏脾气男人。他也没有更多精力照顾儿子的吃饭问题。 

　　除了冰激凌,这几天没见过胡浩在大冷天吃过一点热乎的东西。一个编导给了他一个苹果,他就每天过来要一个苹果。现在他的要求已经从苹果变成了鸭梨。 

　　这个大眼睛的小男孩,如果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就是个漂亮的小家伙。 

　　在获得热水、水果以及“办公地点”之后,“说吧”周围的这些人,包括“兔子”,主动提出来帮助看管“说吧”的设备,帮忙分发礼品,帮忙说服旅客走进电话亭。他们就近成了不带袖标的志愿者。 

袁怀针手里只有一张按着手印的欠条。（黄海波 摄）

　　“债不过年”。来自黄石阳新县的袁怀针,为了讨薪,决定在春运期间来一场“逆行”。他不确定年前能否买到返程的车票,于是把对妻子和两个儿子的歉意和祝福,预留在了红色电话亭。 

　　袁怀针是一名木匠,在河南平顶山郏县一个叫作中金大都汇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中,他干了三个月的木工。工程做完之后,包工头告诉他,工程是由政府牵头,钱肯定能到位。 

　　眼看着快过年了,袁怀针的账户迟迟没有变化,他开始担心,于是决定再跑一趟郏县。 

　　他手里只有一张按着手印的欠条,除此之外,他得到消息,钱已经到了政府财务部门。至于为什么没有发下来,他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承诺“钱没问题”的包工头,此刻正守在工地上要钱。他说自己打过当地劳动部门的电话,“一听我是要钱的,立马说你打错了。” 

　　听说现场有记者,袁怀针灰暗的心情似乎一下子明亮了起来。他努力矫正自己的口音,恳请帮忙想想办法,最好介绍一位当地的记者朋友。 

　　在得到不确定的回答后,这个34岁的农民工变得更加茫然。他背着一个薄薄的挎包,在广场上来回踱步,消磨候车的时间。 

　　“最怕到外省去打工,欠了钱都不知道怎么要回来。可是话又说回来,只有活挑人,哪有人挑活?”他说,加上郏县被拖欠的两万多元,他打拼一年才赚了4万元。 

　　来自随州的农民工童世宏也得到消息:老板今年要回武汉过年! 

　　1月29日上午,他和另外两名农民工,在火车站碰了头,然后商量着如何找到老板。在出发之前,童世宏走进“说吧”:今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回工钱!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拖欠了五年的工资并非巨款,包括他在内,六个人总共才一万多元。 

　　五年来,童世宏不断讨要工钱,“电话费都不知花了多少”。老板先是换了手机号,好不容易又找到了他的新号码,不是不接就是匆匆挂断,“现在要的已经不是钱了,而是一个理!” 

　　“听说老板的老婆在同济医院对面巷子开了一家小旅馆”,这是讨薪三人组唯一可利用的线索。 

　　但是偌大的同济医院,周围各种小旅馆和临时出租屋鳞次栉比,三人找了一天未果。在电话中,童世宏的语气显得非常疲惫和沮丧。 

　　事情在第二天迎来转机。他们来到同济医院附近的派出所,向民警说明了来意。 

　　“一位张姓警官非常同情我们,帮忙在电脑里查到了用老板名字注册的小旅馆的信息。”这让童世宏十分兴奋,“今晚不给钱,我们就睡在宾馆里。” 

　　见到久违的老板,堆积了多年的怒火并没有爆发。据说,老板的太太严厉地责备了老板,认为不该瞒着她欠下这笔钱。老板则一言不发。老板太太当即拿出五千,并承诺年后把另外五千元打到童世宏卡里。 

　　三人最后还是在老板的小旅馆里免费睡了一晚。“这事就算过去了。”童世宏对记者说。 

　　另一个昔日的包工头太太,42岁的陈天俊,如今是一名餐厅服务员。从她上班的快餐店,步行到“说吧”,只要两分钟。 

　　“开始特别希望儿子能看到视频,现在担心如果他看了,会不会给他制造压力?”自从上了“说吧”,她的心态开始有些复杂。 

　　那天,陈天俊走进电话亭没有几秒就开始掉眼泪:“儿子,妈妈今年过年不回家了,希望你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这也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哭红了眼的陈天俊,在广场多逗留了一阵,然后慢慢走回快餐店。 

　　儿子从小和老人生活在一起,按她的话说,“在他面前,一句话不能说两遍,否则不会听你的。” 

　　她和丈夫在工地上刷了十年墙。怀着对儿子的愧疚,三年前,她回家专心照顾儿子起居。这一年,丈夫也开始承包小工程。第一年勉强保本,第二年赚了十来万,今年工程不景气,年前肯定要不到钱了。 

　　房子一排排都卖不出去,这位心思缜密的包工头太太,年初曾劝说丈夫转行。 

　　“去年的钱还没给,今年不去做,还要得回来?再说,你不做别人也会做。”丈夫反驳她。 

　　“今年倒贴进去10万元,还不够给工人发工资。”在快餐店二楼的休息区,陈天俊无力地靠着墙,一张餐巾纸被撕成了碎碎的一堆。 

　　想着过年就有人上门要钱,想着儿子的各种挑剔,一气之下她“离家出走”。一来散散心,二来赚点钱。从汉口火车站出来不到100米,她就被这家快餐店录取了,每月工资2200元。 

　　包工头太太说,现在做包工头,日子真不如农民工痛快。后者工资可以几天一结,你不结,拿起行李就走人。包工头包了工程,钱没要回来,送礼送钱不能断。 

　　她比画了一下,去年过年用来打点的腊肉腊肠,摆满了两张快餐桌。 

　　抱怨归抱怨,陈天俊最后决定,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她说,最困难的时期都挺过来了,相信日子还会慢慢好起来。 

　　事实上,在外打拼了一年的人们,在即将到家的这一刻,即使心里包着一团火,也极少在“说吧”里对着镜头直抒胸臆。大部分人,把内心的负面情绪隐藏了起来,把真挚的祝福带给亲朋好友。过年说些吉利话,依然是被广泛遵循的规矩。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倾听”在外打拼者的酸甜苦辣,记录春运背后的年度表情,满载游子们浓浓的思乡思亲之情……这座在滚滚人流之中的“红房子”,也仿佛有了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