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去来兮辞（并序）》中看陶渊明的隐
绥芬河市高级中学 潘志龙
我们现在要论说的陶渊明，在中国历史上是以诗文隐逸和饮酒而著称的。他的诗名现在足以掩盖魏晋南北朝的每一位文人骚客，比如，清人沈德潜在他那本著名的《说诗晬语》中就曾赞誉称道陶渊明，是“六朝第一流的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但在当时，他的名气仅限于山林，他仅仅只是一个执著的终身隐居的富于情趣的糟老头子，他是浔阳三隐之一，这在当时已是定论，因为时代使然，“隐”遮掩了陶渊明诗文的华彩，他诗文的华彩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道德情操，是因为他对人生超然的态度。这对后来以诗文著称的陶渊明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当然这在后来又有所转变，直到隐逸已经成为他诗文的点缀，这里面最先有功劳的除了颜延年，梁昭明的功劳应该也是最卓著的。
我们从他的诗文中不难发现，他对生活的热爱似乎有着他父亲和他外公孟嘉的影子。这血缘的关系直接发酵了他文学的因子，让他的诗文生活化更彻底。他的隐逸也似乎跟他的第二妻子及她的家族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那个时代的隐逸之风也是不容忽视的，而前者的直接性却显得更为明确。对陶渊明精神生活的把握，其实也是对那个绚烂时代整体脉搏的把握。同时他也印证了另外一个问题，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归去来兮辞并序》中可略见一二。陶渊明用他的文字，使隐士的传统熠熠生辉。
在陶的文字中，如何使人能够诗意的安居，这不仅是困扰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生命的脆弱易逝，使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加彻底. 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突然的社会变化的时候，有一些人能很快很坦然地接受，而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惶惶不可终日，这也与人面临的压力有关系，大多数的人现在仅仅是寻找到或正在寻找人生奋斗的起点和目标，为了实现所谓的人生价值一直苦苦打拼，但是忙碌的同时却又发现这种目标离自己越来越远，我们正在迷失自己的方向，这时候一种困惑一种迷茫就自然地涌上了心头，而陶渊明正是面对这种压力选择另外一种方式释放，是作家心灵对社会精神甚至人类精神关怀玄学的出现，使人与宇宙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同时，也使人无可避免的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即面对黑暗，怀疑和否定，我们能否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意义与价值，一种有别于以往生活的幸福。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诗意追求，也即是我们所说的魏晋风流。本文所论述的陶渊明就是此种生活的集大成者，陶渊明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魏晋时代最深层意识的结果与产物。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即说:
东晋中期以后，士人的人生理想转向追求宁静、闲逸，追求一种脱俗的潇洒风神，西晋时期那种歌钟宴饮，对弄婢妾的风气是从士人的生活中消退光华了。他们不再以此为荣，他们也宴饮，但已去掉喧哗，他们也携妓东山，但已经带上了名士情趣，他们的生活趣味已转移，以物欲的满足，转向了重和平宁静心境的追求。
正是罗氏描述的这种精神氛围的变迁，铸就了陶渊明的灵魂，使陶渊明成为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也就是说,陶渊明人格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受历史的熏陶乃至山水的滋补而形成的。他是群居的产物,而非孤立的个体。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以大社会大历史为背景的。
我们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氛围中，才能预见捕捉到他的伟大，才能使我们领略到他以历史社会为依托的思想之深刻、之流变。要知道，任何思想的源泉，都不是空中楼阁，突然而现的，说到底，它都是烙印着当时时代气息的，陶渊明在当时所表现的与他同时代人相比，只不过是更真，更纯，更厚，更内敛，更具时代的神韵而已。
第一，先说饮酒。中国古代在陶渊明之前是有着饮酒的历史的，众所周知，这饮酒的背后蕴藏更多的是人之于所在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能把陶渊明的饮酒简单化。为了更好的说明陶渊明饮酒的文化历史传承。我们先就他生活年代较近的说起。饮酒的流俗到了陶渊明的手里，只不过是更个人化，更人性化，更超我而已。饮酒已经成为人的寻求思想矛盾解脱的体现，成为堂吉诃德之矛之盾。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阐述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在饮酒中得到了可能。因此我们说酒不单是魏晋士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丰富陶渊明精神世界的良药。在解读《归》文中，我们可以从酒中见真意。可以从所学的陶渊明的饮酒诗中旁击侧敲出他对酒之所以独爱的原因。
第二，再说社会变迁。屈居江南，魏晋以来的士大夫对生命的认识有了更新的变化，更接近生命本源，在对生命不断地解构与不断重建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陶渊明，时代也迎来了陶渊明。陶渊明的出现不是让人的精神脱离生活，而是精神回归生活，从而回归本我，回归自然，最终达到超越自我的根本目的。在陶渊明看来，生命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显然是在生活中。
第三，我们要说说陶渊明思想的演变与隐逸的关系。隐逸的传统自古有之，如故称隐士、逸民、处士，里面的意思也无多褒贬。我们口中的真正意义上的隐逸，直到魏晋时，他的行为规范，才真正被确立起来，并具有了特殊的道德上的意义。比如嵇康编撰的《圣贤高士传》，把隐逸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皇甫谧作《高士传》更是把前者的过渡，转化为对隐逸的理想化的文化传统追求。正是因为当时隐逸的社会风气，也同时因为，前文所说的，渊明的对山林的眷恋源自他的外祖父一脉，种种因缘都使得陶渊明的心更贴近田园，更亲近自然，也同时加剧了陶渊明在理想上对现实的抗争，祖上陶侃的入世济民之心使陶渊明儒家思想有之，但社会的腐朽，使陶渊明退而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但这种思想在早先极为矛盾，这导致了他时仕时隐，这其实也更能体现出他思想的矛盾性。 可以说，正是隐逸才使得陶渊明的思想得偿所愿的得到了舒展，再不必身在樊笼，也终能见心见性，反得自然。
如前文所说，陶渊明是个一团矛盾的人物，这种矛盾最后虽经调和而达到和谐，但矛盾及生活产生的痛苦却从未因人格的和谐而消逝过。陶渊明一生枯槁，痛苦与不幸似乎已同他的生活密不可分，当不幸成为必然，对于苦痛的解脱就成了陶渊明生存的主要目的，在这里恰恰是不幸成为了对陶渊明来讲积极的东西。从这层意思来说，隐逸便成了陶渊明的一种手段，一种更好的把生活同化到精神去的手段，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生活，克服其非精神本质的手段。陶渊明对这种认识愈益明确，意识愈益清晰，痛苦也就愈加的沉重。魏晋以来,许多人物都曾为此努力过,但在这里面陶渊明做的是最为成功,走的是最为彻底。这彻底与成功的背后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有着历史的传统。我们在通向陶渊明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路途中，实际上就是再一次重温传统，并在传统的基础上继承、批判，最终走向创新。当然，我们把这也看作是陶渊明思想的流变过程，正是在不断地创新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中，陶渊明的思想才日益成熟。于是，《归去来兮辞》成了生命的最强音，成了他与世俗决绝的宣战书、宣言书。
至此，李泽厚所谓的超然事外的五柳先生出现了，陶渊明正式开始了以追求内心幸福为主旨的生活。这种思想也即是陈寅恪所说的新自然说，陶渊明正是通过这种内在精神的追求来缓解并解脱对外部世界的痛苦。正因为陶渊明能够深刻切实的体味这种悲苦，这种不得意，才能更彻底地品味精神生活对一个人的重要，在无形之中，精神生活也就成了陶渊物质生活的一个无限延伸。这篇《归去来兮辞》向我们展示的也即是这一事实，这是一个热爱生活者对生活热爱的宣言，陶渊明只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鲁迅说这是人的觉醒，陈寅恪则把它总结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的思想，不单是从当时的大历史、大时代中来的，也不单是从当时的儒、玄、逸中来的，更多的陶渊明的思想是从他的情感、他的生活，从他最亲近的地方来的。因此，这思想离我们感觉很近，而不是很远，我们会觉得，这生活不单是属于陶渊明，也是属于我们的，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思想。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超然物外的人，而是距离我们心房很近的长者。我们喜欢坐在他的身旁，在暖暖的阳光下，荫柳旁，去倾听一种思想的声音。
原文：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