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自撰 | 我的一个世纪 第九章 如此老家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

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经历：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

一、回家准备

1918年初春接到丈夫的信，叫我们回合江老家。麻子丫头说：“太太，你回了老家，就算正式媳妇了，自己和子女将来都可以进祠堂。不过你得小心对待家里人，我已经告诉你了，他们都没有好心肠。”于是，我就盘算：回去怎么对付那些家里的人呢？我想无论怎么样，她们那些人总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一定都是婆婆妈妈、贪小利的人。因此，我就做了这样的决定：第一，买一大批中外制造的礼物。到时一撒，把她们的日封了，使得她们不好意思和我作对。第二，看她们怎样对待我，再随机应变。

那个时候四川市面洋货充斥，我买了一大批洋货，如搪瓷盂、面盆、洗脸手巾、手绢、花露水、红绿丝线、肥皂盒、香皂、洋袜子（即纱线袜）、印花被单、插花花瓶里的纸花、胭脂花粉、雪花膏等等，装了满满两挑箱（竹编的），和子、侄、丫头启程回合江县城文昌巷老家。

二、轿夫如牛马

天色暗淡，正下毛毛雨，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启程去老家。我和国琼女乘一顶四人抬的大轿，两个丫头和男孩备坐小轿，挑夫在轿后跟着，卢炳章也可怜地凭着双脚随在轿后。有时我揭开轿帘看见他跑跑走走满脸是汗，而轿夫们更是汗流浃背，为了生活竟要这样辛苦卖力，我心里感到怪难受的。轿夫们每到站口，就停下来找烟馆，抽足大烟加添力气再上路。这些可怜的轿夫，面黄肌瘦，一看上去就知道烟毒中得很深，但抬轿子的本事真大，任何高高低低狭窄的泥泞小路，都能随着押韵的接口语，很自然地抬过去。例如：前喊“踩左”，后应“踩右”；前喊“天上亮晃晃”，后应“地下水荡荡”；“天上鸟子飞”，“地下牛屎一大堆”。“左边力大”，“让他一下”，……这些，尤其是吸了鸦片烟后劲头更足。我坐在轿里不时打开轿帘，见轿夫抬轿全靠两条腿要走那么多的路程，为了活命只有听从主人的使唤，这和牛马有什么两样？但人到底不是牛马，哪来这么多力气，这些轿夫被迫吃上慢性自杀的鸦片。人，排在和牛马同等的社会位置，公道在哪里？人的起码权利又在哪里呀？我心里异常难过，恨不得立刻下轿，但遥远的老家自己走不动，除此之外，并无别的交通工具，真使我进退两难，这种悲痛的镜头，至今记忆犹新。

他们告诉我路上投宿要小心，有时会碰到黑店，听了真吓死人。卢炳章却答道：“有军人护送，就是碰到他们，也不敢干出什么的。”一路上有时晴天，有时阴雨，到达有些站点，轿子刚停下就有穿着满身补钉衣服、面黄肌瘦的乞丐，或者衣衫褴褛，满脸愁容，眉眼锁紧，烟瘾大发的无赖拥上前来要钱、要东西吃。

我吩咐勤务兵卢炳章给几文。他高兴就给，有时他吼几声，这些人害怕就走开了。卢炳章说：“这些人给不完的。”我想同样是人嘛。

三、拜见家人

合江在重庆西南面，从重庆到合江县约四百华里，抬轿人步行了整整五天多才到达。到了合江城里，将近老家的时候，轿夫就指着说：“喏！那就是你们夏家！”

我把轿帘掀开，远远看见是一座旧式大平房。轿子一停下来，屋子里就出来很多人，围着我，气氛热闹紧张。我进客厅分别拜见婆婆、哥哥、嫂嫂、姑妹、兄弟及侄儿侄女们，却没有看见丈夫，觉得有些奇怪，又不好意思问。少顷，我请家人陪着出外观看周围环境，见此房全部土木结构、质量高，处于合江城内热闹繁华地区文昌巷街，面积不到一亩，进出大门，坐北向南。门两侧各有铺店二间（是夏家出租的）。

由大门进入，第一进：中间客厅，二侧为客房各一间，客厅中堂有木刻的对联匾额等，显得极其华贵。第二进：为家人居住之地，中间有天井，四周都分为大小房间，约有七八间独间。最后一进，为大库房。这些房中所有家具、用具、摆饰、布置，一看而知为富贵豪华门第。当我去观看的时候，有位姑姑说：“真正的老家在乡下大头场观田。”

我看后进屋坐下，见家人老少连丫头等人都出来围着看我，大家你言我语，都表现出新奇的神态。我趁此一面喝茶，一面观察周围的家人。

我最注意的人是婆婆（丈夫的继母）。婆婆姓刘，肤色黑黑，身材矮小，一双小脚，眯着老花眼，暴牙齿，头上梳了一个发髻，用红丝线系的芯子，横着一根金钗子。穿件半新的黑缎夹袄，手里拿根水烟袋似笑非笑地坐在红木靠椅上。大哥夏冕昭，高身材，长圆脸，皮色一般，两眼圆而有神，有些短胡须，衣冠端正、长衫马褂，白布袜子、双梁形黑色布鞋。头顶还戴上一顶大红丝结的黑缎子瓜皮帽，手执一根约二尺长的竹烟杆。态度严肃，一本正经的神态。坐在椅子上，边吸烟边将双腿交叉摇摆。当我给他打招呼时，他只点点头而已。他独揽着六房人的大权。他的妻子大嫂，人不高，圆脸宽额，嘴形像无牙齿的老太婆，肤色还白，一双小脚，看上去颇为慈祥实质凶毒（麻子丫头告诉过我）。小辈中年岁最大的是侄女国君，她身材中等，面相端正，皮肤比较细白，两眼有神，颇有吸引力的聪明相。麻子丫头曾告诉我说：“她的性格奸恶，为人一如其母”，在第二代中她是头目。

大哥大嫂的丫头叫珮琼，这孩子身材中等，五官一般，皮肤还细，门牙不齐，有些肉里眼，一双木脚，笑时带甜，看样子脾气好。麻子丫头说过这个丫头性格和善、懂事，都喜欢她，所以我亦注意了她。第三房的三弟媳身段较高还健壮，双眼皮、面部轮廓清楚。脸色带黄、半大脚，一副忠厚相貌。麻子丫头说过，她的脾气最好，从不惹

事生非的。她生两个女儿。另外的人，有的是小脚，有的是半大脚，每个人都梳一个发髻，光亮油滑。有的发髻上露出来一个红芯，是用红绒线扎的发根，红芯中间也横插一根或金或银的钗子，姑娘们梳一根长辫子，辫子梢上都打个红绒线炮竹结（形状像个鞭炮）。穿着短衣，长裤，有的蓝布，有的丝绸，有的笑眯眯，有的板着脸。她们三三两两地咬耳低语，一面讲一面偷偷看我。

最后，婆婆开口了，她边吸水烟袋，边板起脸，大概是故意表示庄严吧，关照他们把我带到安排好的房间住下休息。

我进房间后，就叫麻子丫头和卢炳章马上把挑箱打开，把准备好的一份一份的礼物当场分送给他们。他们每个人收下礼物的时候，对我的态度就好些。那些没有来的亲戚，我也叫卢炳章马上分送出去。

当天晚上，丈夫回家，彼此畅谈了一番别后情况，并告诉了他送给各房各人的礼物都已分送出去。他面带笑容，颇为赞成。

四、丈夫的职位

这时，我才知道丈夫从日本回国后的详细情况。他仍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1917年，孙中山先生委任唐继尧为川、滇、黔总司令，丈夫就被唐委为靖国招讨军总司令。

丈夫军队的驻防地和军饷来源。驻防地在合江、永川、壁山三县。永川和壁山两县，位于成渝东大路线上，地处山地，商品流通数量不大，只能征收田粮（如契税，厘金税等），收入不多。而合江地处长江边上，那时四川交通全靠水上木船运输。四川重庆下游一带各县需要食盐，全靠自流井的盐，经富顺运沪县再转运重庆供销，而合江恰是必经之地。

所以，就在合江设立了征收关卡。又在合江成立了护商事务所，专办水上运输商品征税事宜，每月可收五六万元不等。其中盐税占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合江的军费开支每月约三四万元，其余全部入丈夫私囊。而整个大家庭的开支费用，除祖上遗留下来的少数田地收租米外，其余都是要依靠这笔收入，这项税款事先既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事后开支当然亦没有必要去向谁报销，征多征少，支多支少，全凭个人自由支配。

所谓护商事务所，意思是政府保护商人运货的安全，商人就该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款，故名护商事务所。巧立名目护商，其实是征税。但是，商人被征收的税款并不落空，因为商人可以把商品提高价格出售，这样一来，结果是转嫁于一般消费者身上，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护商事务所除总揽征税事外，还在河边要道地方设立稽征所，稽征所在沿河设置哨兵，监视来往船只，遇有商船上下驶过，就勒令停船验货，计量计价照章缴税，才能通行。若有违者就鸣枪拦截，那就要除缴征税外还要交罚金。

当时，人民觉悟不高，一般没有抗税情形发生。万一有抗税者，就没收其全部商品，并要给以极严厉的处分。当时军阀任意剥削人民，横征暴敛，钱就是这样搞来的。有人搞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那时，有句俗语：“拥地自肥，”意思是统治的地区宽广，随便向人民征税，任意进入私囊，当然就能肥起来了。

在1918年（民国七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已经形成，无所政机构，都是拥兵称霸一方，谁的兵多，防地多，就是实力最大。亦无所谓军政管辖系统。所有军饷并不是依靠财政拨款或通过预算、决算等手续，而是由带兵首领委托自己的亲信如县长、征收官吏、地方官吏等办理。总之，当时的财政权，都掌握在带兵首领个人手里。他可以自由向地方人民筹款，自由征收捐税，所征的款凭他个人任意开支使用外，其余作为自己的财富，购回经商，没有上级单位或者是上一级的负责人去过问。我知道了这些目无法纪、任意作为来对待百姓的做法，见丈夫的思想行为与前大不相同后，我异常惊奇，痛心不安。

 五、复杂而沉重的生活

夏家这个大家庭里，正如在重庆时麻子丫头所说，人事很复杂，充满了封建气氛。所有人都是依靠收田租和丈夫做官得来的钱过活。家庭规矩颇严，像家长夏冕昭，他独揽六房大权，谁见他都害怕。我开始时也不能例外，但心里并不敬服。还有婆婆，对她不能随便起坐说话。

婆婆对待丫头很凶，不得宠的经常挨打骂，她不称心时，就去暗中揪丫头的胳膊，这算是好的。四川有些太太、奶奶们，虐待丫头，还用烟签子戳嘞！女仆们去各房面前挑拨是非，说坏话。家人之间表面上看起来亲亲热热，骨子里勾心斗角，面和心不悦。例如：有一年六房人分家（分田地各自立门户）。开始是当家人夏冕昭召集各房开会商议分法。殊不知会后各房都存私心，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各自勾心斗角，拣肥选精，不顾一切地横争抢夺。夏冕昭目睹斗争剧烈，束手无策。后经丈夫出面，晓以大义。众怕丈夫权势，只好平息，听候分配。这类情况在有封建意识的家庭中是司空见惯的事。对有势力的当家作主的人，都拍马屁。封建家庭就是这样复杂、恶毒。夏家也不能例外。差别无非是小巫见大巫，还有更糟糕的家庭呢！

家里面虽然仆人很多，但是一切家务的操作，像烧饭、洗衣、缝纫、绣花、做糖果、糕点、蜜饯、各种泡菜、过年腊肉、酒菜等等，都要媳妇们亲自带动、操持。

因此，她们就冷眼观察我，看我会不会做。但又不敢当面对我怎样，因为丈夫是家中唯一做官和有地位的人。

有一次，麻子丫头告诉我：“老太太在和我们老爷（指丈夫）讲，她们不喜欢你，因为你是卖唱出身的姑娘，有伤门风，不能做正太太。叫他把你退掉，另外娶一个。还骂他太糊涂，老爷就说：‘这怎么可以呢？’两个人讲了半天以后，老太太说：‘那就叫她做姨太太好了。’老爷还是不肯，两个人又吵了一阵，老太太‘你是过继给二房的，那么就一子双桃（即娶两个老婆，两个都是大老婆）吧。’

老爷还没有答应她呢！”

我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感到家里的情况太复杂了，内心有说不出的忧虑、气愤。

但念丈夫待我还好，于是，我就抱定这样的态度对待她们：第一，一切事情都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处理，宁可自己吃亏。第二，跟着她们勤劳地操持家务。第三，凡事忍耐再说，尽量做到让人们称我是贤妻良母。这样，她们总没有话说了吧！

夏家原是中产阶级的地主，虽然各房都有侄女、丫头，做家务一切还靠媳妇们参加动手。虽在夏之时任都督之后，已成为显贵官府之家，增加了不少男女佣人，但是，家庭人员的传统生活习惯还是按照老规矩。所以，我对一切家务还得亲手参与并加指导，以迎合婆婆与家人的心理。

此后，我每天早晨侍候丈夫出外办公以后，就开始学缝纫、结绒线、绣花、烧菜、洗衣，还帮助招待亲友。到了晚上，教子侄们读书，帮总管上账；给大模子、大猷侄、国琼女洗完屁股、两脚、拍净衣、鞋、袜……上床后，在菜油灯下扎鞋底，什么都做。免得他们说我“下贱坯”、“下江人[注]好吃懒做”。这样，每天都要搞到深夜。虽然，我很累，但为了取得婆婆的欢心，取得家人们的好感，只好一切都忍耐，勤劳地干，也免得丈夫为难。丈夫对待我，有时还好，有时候使我很伤心。有一次，他生了骑马疮，发高烧，非常危险，我日夜侍候他。有一天，我正在替他烫内衣的时候，他喊要大便。生这种病若是用力，对患处很危险，并且发高烧不能透风。他又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在这种情形下，我只有把便盆送人被窝里，我连头也一道钻进去，小心地捧着便盆候他慢慢大便完。

臭气闻久了，我头有些昏眩，走出室外到走廊上透口新鲜空气，正巧一个卫兵走来，他向我敬礼，并问丈夫的病情，我和他谈了几句话。进房时，丈夫开口就骂：“我还没死，你就七搭八搭了。”一种突然而来的侮辱，把我气得心肺要炸裂似的。

当时，我真想回敬他几句，但念他在病中，只好咬牙忍住气，眼泪直往肚里咽。心想：“他太不了解我了，我对他这样一片真心实意，他竟然如此的侮辱我，唉！说明他不信任我，不尊重我，怕我变心。不是平等、互敬互爱，而是把妻子当做奴隶。归根结底因我是卖唱姑娘出身，夫妻处久，自然而然就会看不起我了。总之，这样的所谓‘爱’我是绝对受不了的。虽然这次我谅解了他，仍为这件事烦闷颇久。”

在这期间，四弟结婚，我又帮助主持婚礼，布置一切。过了几个月后，家人和三亲六眷都在背后议论我知书达礼、贤慧能干，所以当我每天早晚出门向婆婆请安的时候，她对我说话时才露了一点笑容，似乎有些喜欢我了。另方面，婆婆及三亲六眷之所以对我态度转变，也是由于丈夫到底是家中唯一的有威望的人，谁都要怕他三分。

 六、再次婚礼

一天晚上，丈夫很高兴地对我讲：“你晓得吗？娘和大哥喜欢你了。娘说要我和你重新拜堂，她来主持。”我就问他：“你的意思怎么样？”他说：“算了，只要她老人家和大哥、家人大家高兴，要我们再拜一次堂，就再拜一次好了。”当时，我听了很不愉快，心想已经在上海正式结过婚了，孩子都生了，还要重新结婚，哪有这种事情？有钱有势人家，把别人的婚姻当儿戏，由他们随便摆布。可是，风俗如此，我能说什么？她们于是便开始择日，通知乡亲家族人们。家院内外张灯结彩，杀猪宰羊，大摆筵席，客堂、房内外到处摆有甜咸糕点、糖果、各种食品等等……

这时，丈夫的姐妹们围着我要给我开脸，把洋线套在双手大拇指和食指上，交叉地一松一紧地抽绞，将脸额上的汗毛绞光，额头要开方。我怕痛不肯。大姑太太就说：“不可以的，新娘子一定要开脸。”于是，七手八脚地给我开了脸。然后，我穿件黑丝绒旗袍、丝袜子、黑漆皮鞋，梳个横的辫子头，插朵红花，带了国琼女儿重新拜堂，举行婚礼。拜过祖宗、长辈……这样的礼仪后，就算是正式成为夏家祠堂的人了。孩子们最喜欢热闹的，这天，国琼女儿，家里男女老少许多人穿着崭新的绫缎丝绸，鞋帽整齐，有些女客打扮得像观音菩萨一样。大家都是嘻嘻哈哈，吃席的吃席，聊天的聊天……老少族亲们里里外外穿来挤去。这般热闹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幼小的国琼女小心灵里是一无所知的。她开心得在室内院外跳跳蹦蹦，不停地拿糖果，不停地吃，和亲旅们一连热闹了几天。

我在想：封建社会可恶又可笑，居然同一个丈夫并未离婚，只因为结婚时不是门当户对，就应再举行婚礼。我正在不高兴把我脸上皮肤抽绞得火辣辣得难受时，忽然飞来一件事，刺激得我感慨万端。事情是：拜堂后的当天晚上，大嫂子就拿出一张一千元的收条给我，对我说：“房和堂子里的一张收据，现在你拿去毁掉吧！”我吃了一惊，没有吭声。心想，他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当初明明是我自己逃出来的，大哥是被巡捕房关禁一礼拜罚了一千元，怎么把这笔账算在我的身上呢？他们又为什么把它保留到现在？他们把我看成买进来的货物。穷人和卖唱出身的、真的那么下贱？我愈想愈伤心，这简直是侮辱人。我当时对此无比愤慨，丈夫觉得他哥在当时吃了苦，故未吱声。我很难过。

再次拜堂以后，他们承认我是家中正式的一份子了。另一方面，丈夫是有势力的人，所以婆婆和家人对我的信任与好感也逐渐大大增加了，各屋有事总要和我商量解决。从这以后，三亲六眷无论大小事情，凡解决不了的，都要和我商讨。于是，我在家庭里，无形中就成为当家人之一，地位增高了。

丈夫前妻姓晏，晏家也正式承认我是她家女儿了，并知道我为人贤慧，对待她们的外孙夏大模很好，也来参加婚礼祝贺。因为我是正式“填房”[注]，事后特派大轿来迎接我去，大摆筵席，三亲六眷、乡邻们挤成一堂。这在当时的四川，也是一种风俗习惯。虽然如此，我对这些并不以为然，觉得新奇而已。当我在晏家大门口下轿被迎进堂屋正坐，我一声不响眼扫家人时，这些晏家的亲友们围着我像看西洋把戏似地盯住我。突然，有人近身把我穿的黑色漆皮鞋脱下一只“示众”。因和她们太陌生了，又属喜事，只好听之任之，可是，这只皮鞋终于不见再回来。晏家妈妈另给我一只布鞋，我穿着鸳鸯鞋在晏家住了二三天，心情颇愉快。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印象。今日看来当时中国社会是多么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多么低，这些人家还算是当时的富户。